同时，也应尝试从法律关系角度整合多类型的行政给付义务，厘清不同主体之法律关系。

尤其是2020年的备案审查工作中，首次出现了被工作报告明确认定为与宪法规定不一致的案例。[19]参见张翔：《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2期，第297页。

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合宪性审查中的释宪结论虽然应约束其普通立法活动，但不应约束其后来的释宪，因为唯一能对之进行约束的是宪法本身。2.法定拘束效果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有关规范作出了不合宪的审查结论，并决定撤销，那么该决定自然会因其具有的释宪性和法律效力而发挥集中清理功能。第三，裁判理由的典范化会使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逐渐远离具体的宪法条文，使裁判越来越依赖于一种整全的法律立场（übergreifende Rechtsvorstellungen），[71]如公平性、合比例性、禁止恣意等教义。若因社会变迁等因素而需要调整宪法解释，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可通过行使释宪权而自行修正，例如，可通过对有关法律案的事前审查改变先前的宪法解释，从而为通过之前被认为是不合宪的法律扫清障碍。对于常委会自身而言，审查决定除非在实质确定力的范围内遮断后来的审查申请，否则不以先例的方式排除常委会修正有关宪法解释。

[53]宪法诉讼对不断出现的宪法疑义的处理，正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宪法解释，这保证了宪法文本的活力和规范效果的可持续。[76]因为联邦宪法法院曾在具有奠基性的裁判中指出，[77]根据《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的规定，宪法法院宣告法律无效的判决不仅仅具有法律效力（Gesetzeskraft），还具有约束联邦宪法机关的效力，立法者因此不得再重复制定已被认为是无效的法律。由于党内法规通常不直接规范具体的经济社会活动，不直接规定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财富分配问题，因此容易使大众产生党内法规与经济社会发展活动隔着一层的印象。

对此，一方面，我们要增强党规之治的自信。制定者或者浮光掠影未把道理讲透彻，或者含糊其词未把道理讲明白，或者词不达意未把道理讲准确。在这个意义上，党内法规的政治属性乃是党组织政治性的自然延伸，党内法规以政治属性为其本质属性也是天经地义的。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和主要任务确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目标、路径和举措，使党规之治彰显时代特征、回应现实需要、与政治大局同频共振。

当然，形式服从内容，在制定准则等有关党内法规时如确有必要对背景意义等作阐明的，也可以采用段落方式表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点问题就是按照客观规律、立足现实需要建章立制。

直面当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高位运行、向纵深推进，在强化依规治党自觉性和坚定性上进入巩固深化阶段，在法规数量变化上位于波动平缓的峰值区，在提升制度质量上处于换挡升级期，在制度结构上开启均衡性优化，在作用方式上朝着深度融入执政治国发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践中，有时容易忽视立规目的，起草党内法规时对立规目的一笔带过，审议时一眼掠过，存在重视不够、关注不多、缺乏评估、缺少追问等问题。鉴于此，一方面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组织体系中针对各级各类党组织科学配置领导职权职责，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党组)全面领导本地区本单位工作、有关基层党组织发挥相应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居于团结带领人民推进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地位，而党要担负起执政兴国的政治责任就必须坚持自我革命、加强自身建设，因此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谋篇布局上应坚持一纲二目，即以维护政治大局为纲，以坚持党的领导与加强党的建设为目。

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等。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10页。立规活动，看似是在发明规则，实则是一个发现规律并以制度化形式表达的过程。以上十个坚持，全面阐述了坚持依规治党、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基本问题，深化了对党的建设和党长期执政的规律性认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要防止立规政治考量的机械化。(25)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宪法草案的决议。

这就要求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坚持统揽四个伟大，坚持立足新时代推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眼保障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以及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战略保障等建章立制，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强制度保障和政治保证。(32)这些重要论述和指示要求，深刻揭示了党的建设的内在规律，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我们考虑，准则在党内法规体系中位阶比较高，仅次于党章。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41)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十二个必须：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所呈现的结构性均衡，涵盖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由自身到外界、由制及治等多重逻辑合理性，代表着在特定时空下建章立制的最佳状态。研究制定党领导经济社会各方面重要工作的党内法规。

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2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

同时，打铁必须自身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鉴于伟大工程在四个伟大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只有通过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以实现中国共产党之治，才能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实现中国之治。截至2022年6月，这个体系包括3718部党内法规，其中，中央党内法规221部，中央纪委以及党中央有关部门制定的部委党内法规170部，地方党内法规3327部。

总的来说，党规与国法因各自调整对象和调整方式的差异而并行不悖，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21)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四是在兴上要统筹考虑多样化功能。

(11)也就是说，一切社会主体从事的一切社会活动，都要指向经济社会发展、人类文明进步，但经济社会有序发展显然离不开依据规则的治理，以保证国家和社会列车行驶在由制度铺就的国家治理轨道上。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党内法规制度优势乃是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一大优势，依规治党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政治保障。(50)鉴于此，我们要对党内法规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要科学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就必须将党内法规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关系中去把握，根据现实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及其条件量身定制。党章上的这些规定，是我们党有关党的领导和执政规律性认识的集大成者，标明了党的领导活动的经纬，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特别是开展党的领导法规制度立改废释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错误地认为政治虚业务实，未做到首先从政治上看业务，将业务逻辑服从政治逻辑颠倒为业务逻辑优先于政治逻辑，在建章立制中似是而非地搞业务中心主义，造成党内法规政治属性若有若无。必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

就制定党的自身建设法规而言，必须着眼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深刻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这一规律性认识。(38)通往现代化的路径不同，就会选择不同的制度模式。

六是适用于国内的国际规则。比如制定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要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规律，制定突发事件应对法律制度要符合应急处理规律，出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符合财政金融规律。

不言而喻，我们不可能指望这些没思想不讲理的制度规定产生预期执行力，党内法规的理直气壮来自建章立制的顺理成章。要进一步增强制度的集成性集约性，统筹推进中央与地方、实体与程序、主体与配套等各类建章立制工作，使得各层级各方面制度相辅相成、一体发力，探索通过法典化等形式解决制度规定交叉重复、叠床架屋等问题，实现瘦身健身。制定党内法规，就是要将这些真理性认识和思想观点、重大政治判断和理论主张，转化为明确的制度规定。保证制度规定在最大限度上立得住、行得通、管得了，这个实质理性问题显然是制定者必须解决好的核心问题。

党内法规的两个重大作用，依凭的是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因这些错误认识和做法造成的党内法规调整范围非理性扩大是非常有害的，不仅使党内法规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正确定位发生偏离，妨碍国法对相关事项作出规范调整，更损害了党规与国法二者的权威，明显违背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基本要求。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法律制度体系。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六是有的制度规定失之片面、既有道理又没道理。